依法执政，既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

[137] 鉴于法理在海洋问题的法律博弈和国际维权中的特殊意义，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第四十一章拓展蓝色经济空间第三节维护海洋权益中指出：深化涉海问题历史和法理研究，统筹运用各种手段维护和拓展国家海洋权益，妥善应对海上侵权行为，维护好我管辖海域的海上航行自由和海洋通道安全。原注为K. J. Aiyar, Judicial Dictionary, Law Book Company, 1984, pp.541~542. [25]转引自同上，武阳文，第29页。

英国分析法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奥斯丁的讲演被命名为《法理学或实证法哲学讲演集》（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or, the Philosophy of Positive Law），当代美国法理学家博登海默把自己的代表作定名为《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Jurisprudence-The Philosophy and Method of the Law），美国法学家克里斯蒂把一本供法学院研究生使用的教材取名为Jurisprudence, Text and Readings on the Philosophy of Law，都充分表明法理学与法哲学实际是同一学术范畴。法理还给法治思维更多的想象力和更大的思维空间，使法治思维具有对各种价值精神的兼容性和包容性的鲜明特征。法理不仅是律令条文内在所蕴含的基本价值，更上升为治国理政的根本原理。所谓良法，可在四种意义上把握。[12]1904年，梁启超发表《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指出，对于当时的中国法学而言，抽象的法理其最要也。

[128]《中华民国民法》，上海文明书局1931年版，第1页。[17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有时候又将共和作为自己的攻击对象，这时候的共和乃是基于无君的形式标准的共和。

在1830年至1884年之间，还有不少于17次等级略低一些的会议(conference)，一般由东道国的外交部长主持，列强公使出席。而康有为所看到的对这一体系的强有力的挑战者——德意志第二帝国，同样也是一个君主国。[61]康有为：救亡论，载前注[21]，姜义华、张荣华编校书(第九集)，第234页。在公议会之后设立的公政府，立各国之上，虽不干预各国内治，但有公兵公律以弹压各国。

德意志第二帝国宪制中的某些部分对于德国自身是否有利都存在很大的疑问，更不用说其他国家了。在康有为看来，同时代其他各国的宪制并不具备德国宪制所拥有的可推广性。

我国学者朱苏力教授关于中国古代宪制的系列论文是近年来少有的关注内外关系的法学理论研究。1919年创建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列强却已经没有政制上的共识，它们所创建的新的协调关系也是高度不稳定的——对德国的羞辱和报复，导致了后者复仇心理的潜滋暗长。[39]康有为：德国游记，载前注[21]，姜义华、张荣华编校书(第七集)，第445页。今拟请皇上速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学士李鸿章者，往见该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与之商酌办法。

德、奥、英、俄、法、意之于土耳其，则六国协合商定，而遂分之。但这些在维也纳体系下形成自己理论体系的思想家，都难以摆脱一个事实的影响：当时国际舞台上最强大的西方列强，基本上都是君主国。在同一个奏折中，康有为还反复强调波兰被俄、德、奥三国瓜分的先例。在立法权方面，1871年4月16日公布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宪法规定，联邦议会由帝国议会(Reichstag)和联邦参议院(Bundsrat)组成。

这种对自己站在世界主流的自信，是支撑立宪派在辛亥革命之后继续主张君主制的精神支柱之一。[30]前注[21]，康有为文，第92页。

甚至文明、人性、进步这样的概念，实际上都是以欧洲中心主义的方式得到界定的，文明意味着欧洲文明，人性意味着欧洲人体现的人性，进步则是欧洲文明的进步。[61]这首先在修辞上确立欧洲政俗的正统地位。

但这一见解忽略了一个重要现象，19世纪欧洲列强的民族国家建设与帝国建设实际上是在同步进行的——在欧洲本土，列强通过教育、兵役和语言等政策，促进民众的文化同质化，试图培育民族国家认同感。魏源、龚自珍、康有为等人则着眼整个国际体系，更新公羊学的内外论述，以保持儒学的万世法地位。之所以是英式而非德式，有若干重要的考虑：第一，德式君主立宪制需要一位积极有为的君主作为核心，在光绪仍然在位的时候，可以承担这个核心的角色，但年幼的溥仪是无法承担起这样一个核心的角色的，更适合一个虚君的角色。列宁作于1916年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已经探讨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如何为国内革命提供了条件。一种意见是，自外于主流将导致中国的削弱，只有融入主流，中国才能达到真正的繁荣与富强。康梁仍坚持联合中美英日的主张，希望日本能够帮助中国维新派救出光绪，继续改革。

古代中国当然存在着宪制，但成文的宪章对中国却是一种新的近代事物，代表着一种以承载了特定政治价值观的法律文本来规范现实政治的努力。在1912年5月所作的《国会选举案》(即康有为为民国新国会起草的选举法建议稿)中，康有为将德国政制的精神界定为以国为重：法初选举时，天赋人权之说盛，则以民为主。

对迎立君主于外国的强调，也暗含着对于革命派诉诸于满汉民族矛盾的回应：即便对于汉民族主义者来说，拥有一个满人虚君，也不是坏事。德意志第二帝国、奥匈帝国与俄罗斯走向共和，维也纳体系中曾经的五强，现在只有英国还是君主立宪国。

[20] 19世纪末20世纪初，情况发生了变化。康有为将拿破仑与德皇威廉二世都作为私其国的代表。

[48]而联合邦国的三种不同形式，分别对应于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未为借才之举，先为借著之筹。在这一部分，康有为以很大的篇幅回顾世界历史，阐述国家之间冲突所造成的种种惨烈后果。二、失败的纵横家 甲午战胜后，日本迫使中国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与辽东半岛。

各国即便有世袭君主，亦必如德之联邦各国。但是在民初的两次君主复辟失败之后，这一思路已经成为空想。

然而，康有为对于国际体系与国内宪制的思考，受到了维也纳体系下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深刻塑造，比如说，敌视法国的共和革命，并将君主制与富强和繁荣关联在一起。在列强的协调框架之下，欧洲公法(Jus Publicum Europaeum)在19世纪蓬勃发展起来。

在俾斯麦领导德国的时代，威廉一世充分信任俾斯麦，因此君主对行政权的主导，最后表现为首相对于行政权的主导。乃至相好第一，音乐第一。

对英国政制命名上的转变，是为了适应辛亥革命之后的主流话语，使其主张的政制获得话语上的正当性，并不是因为英国政制自身发生了什么变化。[67]但是张勋并没有按照康有为指出的路线操作，北洋实力派们感觉自己的既得利益受到张勋的侵犯，群起而攻之。不鉴于高丽乎？虽海牙会议，不敢受其来使，岂有兴仁义之师以助高丽者乎。出于追求富强的目的，威廉二世时期的德意志第二帝国成为康有为观察其他西方列强的参照系，而德法之间的对比，深刻影响了他对于君主立宪制与共和制的论述进路。

冷战结束之后，中国变成了美国主导的新国际体系中的异数，中国的宪制和发展道路，也遭到了极大的质疑声浪。由于力量的不对称，一个弱国的内政走向，如果影响到列强的利益，往往会遭到无情的干涉——即便国际法中存在不干涉内政的种种修辞，列强总是能够找到规则的例外。

这个回答抓住了政治过程的要害，但其视角仍在很大程度上被国内政治的视野所限定，而未能探讨国际环境的影响。如果没有足够的力量，让七国守卫东三省，而我可永无强俄北顾之忧。

[46]在康有为看来，无论是德国的行政与立法关系，还是中央和地方关系，都蕴含着某些可以进一步推广的原理，盖时宜也。年轻的威廉二世上台之后，很快逼迫俾斯麦下台，大权独揽，进一步加强了德国政制行政主导的特征和中央集权化的倾向。